任毅:《知青之歌》始末(连载一)
来源：公众号“苏州知青”
作者：任毅
第一章：知青的那些日子
没有选择的选择
霎时间，天昏地暗
告别南京
风卷残云“忆苦饼”
“跑到农村来干什么？”
很严重和很必要
月黑风高，集体出发
《毛泽东选集》怎么少了
上当的山芋
宝像失踪案
为荒谬付出真诚，为愚味作出牺牲
《知青之歌》出世
席卷全国的流传
深浅还是深陷
莫斯科广播电台将我推入绝境
第一章：知青的那些日子
历史定格在一九六八年。
这一年的十二月二十一日，“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让历时近三年的红卫兵小将的革命运动终于画上了历史的句号。一时间，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大迁徙轰轰烈烈、极其悲壮地在中国大地掀起。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被冠以“上山下乡”，而这场运动的主体则被叫做“知识青年”，近两千万稚气未脱的青年学生成了政治动荡、经济失误、文化破坏的“文化大革命”的最终受害者。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在当时是一种没有选择的选择，无论你愿意不愿意，高兴不高兴，你只有这一条路可以走，而且非走不可。
在这之前，一九六八年十月二十一日，南京已经有一千多名青年学生到内蒙古插队落户。十一月十五日，南京又有大批的青年学生到江苏各地农村插队，我所在的两千多人的南京市第五中学，一下子走了一千多人。走，已经是大势所趋了。我本来也应该是十一月十五日去江浦插队，但由于手中校广播站的工作尚未交接完毕，只得暂时搁下，但走只是早晚的事了。我是五中66届高中毕业生。“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们正准备高考，我们这一届毕业生应该讲是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教育路线的最大受益者，所学的知识最全面、最系统，也就是后来大家公认的最有文化的一代人。五中的历史悠久、文脉厚重，坐落在南京莫愁路上，紧邻朝天宫文庙，校门口莫愁路百年基督教教堂的钟楼巍然屹立，异常雄伟。学校的师资人才济济，一届又一届的学子就在这样的环境中发奋攻读，涌现出许许多多引以为豪的人才。著名的“乡愁诗人”余光中、原任北京市市长郭金龙就是其中的代表。那一时代的校长是吴菊亭女士，一位终身未嫁的女教育家，视教育为自已的生命，视每一个学生为自己的子女。副校长陈子健是南京大学著名教授陈瘦竹的长子，另一位副校长周俟松则是大文豪许地山的夫人。他们感叹于当时的五中高考升学率不是太高，于是在一九六三年，别出心裁地设立了四个男生班，被俗称为“和尚班”，目的是把一批有潜力、成绩好的同学编人这四个班，类似于现在高中纷纷设立的“重点班”，期待高考时打一个漂亮仗。可惜事与愿违，“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毁了他们的心愿，也毁了我们的前途，这四个班就是一九六六年南京五中的“高三丙班”和“高三丁班”以及“高三乙班”“高三戊班”。
南京五中还有一个奇特的现象，那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全校基本上是一派，即一九六六年八月八日成立的著名的“五中八．八战斗队”。当时的校革委会主任是高三班的庞良贵同学，一个在读的学生担任校革委会主任，在那个时代还是不多见的，说起这件事来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那是江苏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不久，当时的江苏省革命委员会主任许世友将军在家中设宴招待一些人，庞良贵作为南京“八．二七中学分会”和“五中八·八”的领导人也参加了。在酒桌上，许世友将军的夫人田普坐在他的左边，而许世友则坐在他的右边，许将军亲自给庞良贵倒酒，那时庞良贵还不会喝酒，许世友将军说：“喝，我二十岁时用缸子喝，当团长后用盆子喝，小鬼，你多大了？”庞良贵回答：“二十一岁。”许世友听罢对庞良贵说：“五中革委会主任就是你了，回去后跟小方说一下。”小方就是当时的南京市建邺区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的方明将军。于是由一个省革委会主任兼南京部队司令员亲自任命的一个学校的革委会主任的事就发生了，这是第一例，同时也是异乎寻常的。
那时的“五中八·八”在南京十分有名，两千多人的学校几乎是一个派，紧跟形势，从不逾规，“誓死保卫许世友、杜平”就是其光辉业绩之一。我有幸成为其成员，并被庞良贵委以重任，担任“五中广播站”的负责人之一。一九六七年八月七日，在南京造反派中的“南医六·一二”“南体一·一四” “南无八·一二”围攻五中时，庞良贵当时身中七刀，生命垂危，一支神秘的小分队把庞良贵带到军区总院，伤情好转后，又被带到上海疗养了一个月，这事是谁做的，当然是许世友将军。庞良贵同学至今仍然乐观健康地生活着，他是从中共江苏省江浦县县委党校副校长的位置上退休的，享受正处级待遇。
巧的是，这样的事以后也发生在我的身上。对于母校——南京五中，我只是众多学子中的一个匆匆过客，然而在我的心里是终生的眷念，欣慰的是五中校史陈列室中有我的一席之地。
昔日喧闹的校园渐渐地冷寂下来，到校的同学一天天地少了，我也到了该走的时候了。那时候我们很年轻，尽管就要离开城市到农村去了，但是大家却没有丝毫的悲伤和寂寞，反而觉得下农村会十分好玩，非去不可。我也回去做准备了，准备赶上十二月二十六日那一批去江浦插队。我跟母亲要了户口本，一个人去了派出所开证明，销户口。派出所里人头攒动，都是和我一样的学生，和我一样拿着户口本，派出所的干警们都在做着同样的事：接过户口本，简单看一下，在早已印好的单子上填上内容，整个过程只有短短的两三分钟，然后一撕一递，这城市就再没有我的名分了，这家乡就成故乡了，然而那时我却没有感伤，我也不知为什么。
到了学校后，我把户口注销单交给工宣队队长，拿到了上山下乡的批准书。那一天可能是规模最大的一批，昔日冷寂的校园又变得喧闹起来，大伙儿赶来小聚一下，权作最后的告别。校园里充满了欢笑。
面对集体被剥夺了学习文化知识权利的历史时刻，面对着无可奈何地被发落到农村，接受所谓再教育的历史时刻，作为老三届的这一代人，表现出来的是一种整体性的麻木和盲从。于是，数以千万人的青春就在这崇高的名义下被葬送了。
我就是这其中的一个。
据后来统计，一九六八年到一九六九年，南京市共有二十万老三届的青年学生上山下乡，于是他们有了一个共同的身份——知识青年，简称“知青”。
任 毅
我和同学们纷纷打招呼，告诉他们我的去向，便急匆匆地上了二楼我熟悉的广播站，因为那是我曾经工作和战斗两年多的地方，即将离去，心中那份难舍之情油然而生。我向学弟学妹们简单地交代后，递上广播站的钥匙，此时，大伙的眼睛开始湿润了，我记得我已很久没有这样过了，今天怎么啦？“放段音乐，放段音乐。”说着，我随手从唱片架上拿出一张唱片放进唱机，一时间凄厉的惊天地泣鬼神的“霎时间，天昏地暗……”的歌声在校园里响起。这一段歌词是当时的八大样板戏《白毛女》剧中喜儿遭黄世仁侮辱后一段悲惨的唱腔，十分凄凉也十分感人。我当时并未感到有什么问题也没有考虑那么多，纯属一种偶然，一种巧合，也许这是上苍的刻意捉弄。事后有同学跟我讲，那天整个校园里手拿通知书的人都惊呆了，站在那里许久许久不说话，心里有各种不同的感触，集中到一点就是：“哪个这么胆大？”工宣队、军宣队们也惊住了，刚刚接过我户口注销单的那个工宣队队长急风似火地冲上广播站，“咚咚”的敲门声让我们以为发生了什么大事。新来的广播员开了门，“停下，停下，快关机，你们放的是什么？”他涨红着脸，大声地命令着，态度十分粗暴。
“我们放的是芭蕾舞剧《白毛女》，有什么不好吗？!”我大惑不解地边关机边问道。
工宣队队长拿起我递给他的唱片，左端详右端详，翻来覆去地看着，又拿起歌词一遍又一遍地琢磨。
“你们怎么在这个时候放这个歌？”他终于开口讲话了。
噢，我开始明白了，当时拿到上山下乡批准书的同学们是应该兴高采烈、欢欣鼓舞的，怎么会是歌词中所唱的“霎时间，天昏地暗”的悲惨心境呢？这也不能责怪工宣队、军宣队队员的神经过敏、小题大做了。
工宣队队长走过以后，我心中还着实有些害怕，事情怎么会这么巧呢？这意味着什么？我不想再想下去。过了大约半个小时，军宣队长把我叫去，简单地问了一下事情的经过，他眨着那张严肃的阶级斗争的脸上的小眼睛说：“这是一件严重的政治事情，但你们不是有意的，算了，今后一定要注意什么场合放什么歌田” 我点点头，表示真心接受，其实心里面很不痛快，以至第一天下乡出发时心中闷闷不乐。
一九六八年的冬天似乎来得早了一点，冷得也太快了，尽管再过几天新的一年：一九六九年就要到了，然而一点新的气氛也感觉不到。十二月二十七日的南京朝天宫广场上被黑压压的人群和数十辆军用解放牌汽车挤满。这座历史上极为有名的孔庙好像没有这样喧闹过，我略有所思地看着东、西大门上曾国藩手书的“德配天地”和“道贯古今”的匾额，看着不经意间磨损的石阶上留下的深深印痕，不由勾起许多儿时甜蜜的记忆，然而这一切都远远地过去了。这一天，天气异常阴沉，淅淅沥沥的小雨裹着雪花一直下个不停，隆隆的汽车引擎一直在响个不停，没有欢笑，没有鼓乐喧天，只有一个个稚气未脱的年轻学生提着行李，面无表情地在寻找自己该上的车号，他们的身后是抚育他们成长的父亲、母亲以及爷爷、奶奶、公公、婆婆们，他们也一样地面无表情，默默地寻找着、观望着……突然间，汽车的轰鸣声一下子响了起来，偌大的朝天宫广场顿时笼罩在烟气之中，要出发了。这时，仿佛火山爆发一样，撕心裂肺的哭叫声遮天盖地，经历着生离死别的母亲拽着我的手，直到汽车发动依然不放，差点摔个踉跄。
我强忍住泪水，掉过头去，坐在行李上。这一去，是凶？是吉？未来在哪里？我不愿想，也不敢想。
插满红旗的汽车载着我们经过了南京市区，驶过了刚刚通车的长江大桥，然后沿着江浦县崎岖的山间公路艰难地爬行。坐在车内的我们谁也没有说话，哭肿的双眼还在提醒我们，伤感的一幕刚刚过去。肆虐的雨雪不停地敲打着车上的帆布篷，也在无情地敲打我们一颗颗稚嫩的心灵。汽车继续爬行着，似乎很艰难，分明是在爬坡，黄力突然间叫了起来：“快来看，两边全是山，把我们送到哪里去啊？”我们一下子涌到车尾一看，果然两边全是大山，除了山，除了树，什么都没有，大家的情绪一下子跌落到低谷，有的甚至开始哭了。事后我们才知道、那两边的大山便是江浦有名的老山，而那大坡则是险峻的黄山岭。
经过将近两个多小时的艰难爬行，汽车终于在一个大院里停了下来。我们疲惫地下了车，外面的雨雪还在不停地下着，就这样，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来到江浦县永宁公社，从而开始了我的短暂的十四个月的插队生活。
公社社部的大院里，不停下着的雨雪把一张张贴在墙上的红红绿绿的标语撕扯得七零八落，送我们来的建邺区的干部和汽车司机早已被公社领导领进去吃饭，我看见农民兄弟们有气无力地敲打着锣鼓在欢迎我们，那鼓点分明不齐。
院子中央的一个土台上放着垒成一堆的烧饼，上面盖着一块大白布，雨雪渐渐停了，阵阵的饭香随着风一阵一阵地飘过来，唤醒我们那早已饥肠辘辘的肚皮，由于走得早，很多同学甚至没有吃早饭。
公社的杨夕良书记罗罗嗦嗦讲了一大堆废话和套话后，便大声宣告：“院子中央放着的是我们贫下中农在旧社会吃的饼，是用野菜、麦麸子和糠和在一起的，我们贫下中农现在还经常吃这样的饼，是为了不忘过去的苦，牢记今日的甜，这叫‘忆苦思甜饼’。今天我们也做了一些，你们知识青年每人两个，也尝尝我们贫下中农的‘忆苦饼’……”公社杨书记的话刚一说完，知青们便一拥而上，瞬间，那一大堆“忆苦饼”全无踪影，被知青们风卷残云似地吃了下去，而且吃得津津有味。“这‘忆苦饼’，还蛮好吃的嘛，只可惜太少了，不过瘾！”知青们吃完后，还意犹未尽。这或许一方面是因为肚子太饿，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这“忆苦饼”实在好吃，而且不是一般的好吃。说实在的，这也许是我一生中吃过的最好吃的以后的日子再也没有碰到过这样好吃的饼了。
事后我们了解到，为了让知识青年们对农村贫下中农的过去的苦有一个质的认识，不知哪个聪明人想出这样一个主意，众领导也拍手叫绝。知青这么多人，毎人两个也得上千个，如此大的工作量，小小的公社食堂也够忙乎一阵子的了。“忆苦饼”如何做，谁也不知道，何况根本没有固定的工艺操作模式，更为荒唐的是那只是为迎合政治需要而造出的一种概念性的产物。于是工作人员找来胡萝卜叶、麦麸子和糠搅和在一起，为了赶速度，不至于“忆苦饼”粘锅，于是在锅边放点油，十多人忙活了一夜，终于赶制好这上千个的“忆苦饼”。麦麸子是小麦的表皮，本身是起香的东西，油煎过的“忆苦饼”表面很粗糙，也没有模样，但吃起来很香，加上知识青年们根本没吃过这样的东西，难怪这么一抢而空，大受欢迎了。
看着知识青年们狼吞虎咽、津津有味地吃光了“忆苦饼”，那公社杨书记及其手下的大大小小的官员们一个个面面相觑、大惑不解。那本想教育知识青年们不忘过去苦、牢记今日甜的阶级斗争的现场会，竟闹得个如此意料不及的结局。
吃光了“忆苦饼”，稍事休息了下，杨书记便又开始讲话了：“大家静一静，下面我开始念名单，念到谁到什么队，便由这个队的队长带你们到生产队去。”此时我才注意到原先站在墙边的那一堆人，先前还都拢着手，此时却像变魔术似地一个个扯起了一张张白纸，上面写着“××大队××小队”的字，噢，他们是来领人的。于是，随着杨书记一个个名字地念，就看见一个又一个人随着农民兄弟肩挑手扛地被领走了……
我，高齐克、黄力和陈建中四个人被一个中年的生产队长领走，他告诉我们，他姓陈，叫“陈国门”，让我们叫他“陈队长”就行了，语气中透露出和蔼、诚恳的样子。他告诉我们，这就是红旗八队，我们吃了一惊，原来公社就在永宁镇，永宁镇就是红旗八队。不由暗自高兴，感叹运气还算不错。
翻开中国江苏省的地图，在1:2637000的比例尺中，南京到江浦永宁的直线距离只有短短的1厘米，也就是20多公里的路程。在中国大地的东部一条曾被叫做津浦铁路——即从南京的浦口到天津的铁路，从浦口出发，过了长江大桥，林站的下面一站便是永宁站，这个在一般地图上很难找到地名的小站，到我插队的小村还有将近三公里的路程，那时，这个小村庄的全称是江浦县永宁人民公社红旗大队第八生产队，简称“红旗八队”。那时候，五分钱轮渡过江，三角钱火车便到，但囊中羞涩的知青们，常常持五分钱的站台票上车，到了永宁站便可坦然下车，因为永宁站只是简简单单的一排三间房，站周围无遮无挡，站上两二个工作人员也懒得去管。第一章：知青的那些日子
到农村后的第一夜是在生产队的工棚里度过的。山区的冬天黑得特别早，一不留神天幕便垂下来了。我们睡在垫得厚厚的稻草上，隔壁牛棚中的牛粪味阵阵袭来，空荡荡的工棚里，只有一盏煤油灯的火花忽隐忽现地闪烁着，我们四人谁也睡不着。在这忽隐忽暗的灯光里，我陷人沉思，一股寒气从脚底而起，直漫向我的全身。
我们这一代和年轻的共和国共同诞生，在三年自然灾害里成长，在读书长知识的时候被上山下乡，被反反复复地折腾，从来就没有安生过，今后，又将有什么艰难困苦在等待着我们。
“红旗八队”是一个不错的生产队，这不仅是它的地理条件优越、地处集镇、交通便利，而且还因为它包含的人员中，青壮年较多，生产队长陈国门有一定的威信，拿得起，放得下，大伙都服他，下乡后不久我便对他有了一定的好感。
“红旗八队”地处江北的丘陵山区，绵延不绝的老山横亘在面前，潺潺的滁河从它身边徐徐而过，一半是山地、一半是水田的农耕生产使它在当时就比周边的生产队富足有余。我去的那年，周围生产队一个工分只有1角钱左右，而它就是4角8分，难怪后来知青碰到一起，直夸我运气好，分到这么好的生产队。
欢迎的锣鼓声早已远去，纷纷扬扬的红旗也早已卷去，风雪也将那一张张的欢迎的标语撕扯得面目全非，山区的小村庄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一切又回到现实中。唯有我们居住的工棚里不时涌进一批又一批村中的农民老乡，唯有那一双双好奇的目光在小屋内四下扫荡。
遥望这老山脚下贫瘠荒凉的山村和分割成一块又一块绿色的田地，眼看着那穿着破衣烂衫、神情黯然的乡亲和流淌着鼻涕的孩童，哪里又有我们可以“大有作为”“广阔天地”的场面？以后的经历证明，生活远比预料的要艰辛得多。此时，我心中顿时涌上一股不可名状的伤感，没有希望，只有迷惘，那天真的带有几分浪漫的幻想早已抛到九霄云外，严峻的现实考验正向自己走来。
我从决心下乡，就没有考虑过有哪一天能回到南京，因为南京已经没有家了，我的母亲和家人也在一九六九年初被驱赶到江苏的泗洪，“下放”了。大妹妹也早在一九六五年插队新疆，一个完整的家庭就这样支离破碎，分隔三地。
生产队把我们仅仅作为劳动力来看待，什么“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那是一句空话。我们轰轰烈烈地上山下乡，对于农村来讲，来了，不值得高兴；不来，不值得惋惜。小小的生产队，每年有限的粮食和柴草，由于我们的到来，乡亲们到手的平均数就要降低、减少，这对于本来生活就十分困顿的乡亲们来说，如同雪上加霜。一天，我跟陈国门队长谈话时，他讲：“你们四人是公社硬性分配下来的，不要不行啊……我讲了一大堆理由，地少人多，不缺劳力，根本没用。”又讲“你们四人中你成分最不好，上面关照注意点，但我看你还不错。”听到这些话，我为他的诚实所折服。乡亲们说，我们是来跟他们争口粮的。“好好的城里不待，跑到农村来干什么？”“一不能挑，二不能担………”听到这些话，我心中确实很不好受。
我们前前后后搬了几次家，从生产队的工棚到农民金朝荣让出的一间小屋。终于，知青盖房子的材料和款项到了，队长迅速地找人给我们盖房子，想尽快让我们住下。盖的是一排三间户，两人一间，中间堂屋加灶台。那天在房子的宅基地旁，队长指着一筐不知从何处弄来的黑乎乎、亮光光的马粪球，对我们说：“你们哪个去河里洗一洗？”眼光中分明是狡黠和阴险，脸上还带有几分坏笑，他在考验我们，我们第一次听到有这样的活计，当得知马粪中因为有草质，可以当作粉墙用的纸筋，我便毫不犹豫地站了出来，边说边端起粪筐朝河边走去，无数双眼睛在看着，我站在冰凉的河水中，听旁边一老农教的方法，双手使劲地揉碎马粪球，使劲再搓，直到熏人的恶臭散去，直到黄黄的粪汁淘尽见清。我端起还在滴水的粪筐走向队长，挺直了腰，抬起了头。原来这是一次考验，是前一天晚上队委会里研究这么做的，其实这一小筐纸筋对粉墙只是杯水车薪。我的果断使我贏得了队长的信任，也赢得了乡亲们的好感，使我在今后的日子里少了许多的麻烦。队长在以后不同的场合中多次讲：“我们队里的任毅是四个知青中，家庭出身最不好，学历最高，最不怕吃苦，表现最好的一个。”并多次上报大队和公社。
经过乡亲们努力施工，草房很快盖好了，那是一间什么样的房子？七架梁变成了五架梁。据队长后来讲，三间房子共少用的六根房梁，都被生产队盖猪圈用了，实在是没有办法。房子墙内外连石灰也不刷，依然保持黄土的颜色，之后我编了一首顺口溜以纪念新房的落成：泥巴垛成墙，外架五根梁，铺上乱稻草，我的新住房。
土色的草房十分难看，叫人有一种灰溜溜的感觉，我们买了一些石灰将内外墙粉刷一新，在四周农民的群舍中分外醒目起眼，我在左右两边的墙上写了，左边写的是“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右边写的是“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教育农民问题很严重，教育知识青年的问题很必要，“很严重”和“很必要”孰轻孰重？我的目的就是让教育我们的贫下中农看看究竟是谁教育谁，有没有搞错噢！
几天后，大概有人把这两条语录告诉了公社的杨夕良书记，他来到语录墙面前，看了许久没有说话，只是从口袋里拿出语录本翻了一下，然后轻声对我说：“这两句话怎么看起来矛盾嘛？”我说：“杨书记，这是你讲的，我只当没听见。”继而他又说：“下午我派人来，把这两段墙重新粉刷一遍，就当是没有这回事。”
于是，墙很快就被厚厚的白石灰加草筋盖上来，又成了白墙，直到我离开时依然那样。自此我和公社的杨书记也成了好朋友，那北方子出身的杨书记还挺耿直的，可惜好景不长，自己毁了自己，撞上了“高压线”，这是后话。
“红旗八队”劳动力的确十分充足，人平均不到一亩田的土地上养活着近一百人，而这一百人当中青壮年男丁就是近三十人，梁家四兄弟，余家三兄弟，大明、二明两兄弟，大狗、二狗、三狗三兄弟，马齐、宋洪、宝贝、彭年等，相同年龄段的女孩子又有好几十人。而我们四个知青和他们的年龄相仿，彼此相处也就没什么距离了。那时候家家都很穷，家家都没有余粮，但那时的他们却很开心，完全没有吃了上顿没有下顿的担心和忧愁，因为那时他们还不当家。我有一次到村最大的干部大队副书记陈顺才家中去玩，那贫穷和寒酸叫我吃惊，两间不到四十平方米的房子中住着六口人，孩子睡的床竟是四根棍子组成的框子，中间用绳索织成，床根本没有架子，简简单单用砖头垫着，他请我吃了晚饭，糖水炒元宵，据讲那是他们平时吃得最好的东西了。
一段日子下来，我也学会跟当地农民一样，累了，田头、山地、牛圈旁、粪车旁、笼沟里倒地就睡；渴了，河边捧上一口水就喝；有空了，寻一处背风向阳的墙蹲下，脱下衣服，用手指细细寻找衣缝中的虱子，然后放在嘴里“咔嘣”一下咬死，吐掉。站在众乡亲当中，已分不清谁是原住民，谁是外来户；谁是农民，谁又是我。我学会了种种农活，而且干得并不差，评工分时，大家一致评我为9.7分，和地道的老农民只差零点三分，我很高兴和满足，我感到农民接纳了我，本身对回城无望的我更坚定了干农民的决心。尽管那时我已经开始认识到所谓的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实质上是一种劳动力的转移，就业的转移，只是心中明白，没有说出而已。
农民并不欢迎我们的到来，起码不具有欢迎的认识和准备，一个生产队的一百多人当中，七弯八拐总沾着一点儿亲，亲不亲，自家人，而我们四人纯属外来户，农民凭什么欢迎你，又凭什么教育你，既没有这个责任也没有这个义务。相反的却是想着一个个花样和形式来看我们知青的笑话，竭尽作弄之能事。我们不会做大灶烧的饭，水煮开了漫出来，手足无措地求教他们，教的却是找一块大砖头压在锅盖上，我们照此做了，而他们却在旁恣意大笑。此事居然反映到大队、公社和县上，招致大小会上农村干部对知青的奚落、挖苦，搞得我们知青灰头土脸的。公狗、母狗发情时纠缠连在一起，城里的男、女知青谁也没见过这样的情景，感到奇怪，农民便叫女知青用扁担去挑，女知青这样做了，却引起农民的哄然大笑，女知青们还蒙在鼓里，事后知其原委，羞得无地自容。
农村落后的风俗习惯在当地是习以为常，司空见惯的，可对我们知青却不习惯也不理解。上工的路上有一必经之路，有几个结过婚的男的把着，大凡结过婚的女的经过时都被上面摸一下，下面抄一把，众人大笑，谁也不红脸。有一天几个女的联合起来，把平日闹腾最凶的那个男的按倒在地，脱去裤子一根一根扯他的阴毛，还不时地喊“叫你吃老娘的豆腐，下次还敢”。那男的嗷嗷直叫，另一女的随手捞起稻田里的泥，糊在他的下身，而那个男的老婆在一旁还哈哈大笑，全然没有吃醋和怜悯的感觉，而我们知青却在现场看到了全景。
生产队因天气原因出不了工，便会集中在生产队工棚里读报开会，久而久之，会议已变了味儿了。那些男的女的，基本上是结过婚的，开始轮番讲一些下流的性爱故事，津津乐道唾沫乱飞，直讲得一些女的站不起来，起先我不知为什么，直到有一天，一男的猛地把一女的抱起，方才看到那女的坐的板凳已湿了一大块，全场大笑。
我们刚盖好的房子里的灯是我从城里买了带下去的日光灯，那时农村还没有人家用，白炽的光很亮，农民却很好奇，纷纷赶过来看，男男女女一大堆，问我们这叫什么灯，我们告诉说这叫日光灯，一男的会意了，朝着女人们大喊：“日——关灯”，故意把那“日”字拖得好长，不怀好意地看着她们，又是一阵大笑。也就是在这样的“再教育”的环境下，农村的日子一天又一天地过去，淡而无味，平常之极。
刚下农村的那一年，政府还顾及到知青的生活，每月七元五角可以买三十斤口粮和其他生活用品。虽然这钱少得可怜，但农民们你来借一点钱，他来借一点米，你来借一把锹，他来借一把锄，过后却没有一个人会主动归还，这和明火执仗又有什么区别呢？我们有心奉献，却无力回天，那被人为放大了的所谓“贫下中农”的光辉形象在我们的想象中已开始回归现实。
为了熟悉农村的生活，了解身边的每个人，我空闲时常常去串门，生产队里的每家每户我都去过了，由于我平日的谦让、嘴甜，又肯干活、不怕吃苦，大家对我都不错，常常一坐就是好长时间，有时顺便再吃上一顿饭，虽然是极其平常的饭菜，我却感到我和农民之间的距离拉近了。但有一件事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这一天我来到马齐的家中，马齐跟我同岁，人不错，也很聪明，只是感到他平日里畏首畏尾，常缩在人后面，或蹲在墙角，我搞不懂这究竟是为什么。那天正巧马齐不在家，他的老母亲一看见我来，神情十分紧张，站在那里毕恭毕敬，低着头。我一时没了主张，被这场面震住了，我急忙说：“大妈，你坐下，站着干嘛！”她依然在那里站着，依然毕恭毕敬，依然低着头。我又说：“我是来看马齐的，我们是好朋友。”她还是不说话，还是那个样子，我似乎意识到什么东西，这就是人为地把人分为三六九等的真实写照吗？我直感到内心隐隐地作痛，我看不下去了。联想到我也是这人为的三六九等中的一分子时，我的眼睛开始湿润了，只感到喉头阻塞，心灵震颤。我转身走出门，回到斜对面相距不到三十米的知青屋里，再看看马齐家，可怜的老人家还在那里站着。我无意中惊扰了你，对不起了。
我到马齐家的事情很快被人告到陈国门队长那里，有一天他在工地休息时跟我讲了这一件事，并轻描淡写地说：“你怎么串门串到地主婆家里了！”我才恍然大悟，证明了我的判断。这事很快就过去了，一切又恢复到平常。我想，那时的陈队长完全可以把这事上纲上线地汇报到上面：知青立场有问题，访贫问苦到了地主婆家。有关方面会据此大做文章，那后果会多严重。可我们的陈队长没有这样做！多少年多少年过去了，如今只要我回永宁红旗八队时，我都要在他的遗像前，真心地鞠上三个躬：好队长，天国的路一路走好！
我、高齐克、黄力和陈健中，都是五中的同学，虽然我们不是一个年级的，但插队使我们成了一家，我们四个人四个姓，自然算四户，但住在一个知青屋里只能算一个集体户。黄力有点小聪明，会点医术，不久成了大队的赤脚医生，坐堂会诊，白大褂一穿俨然另一个模样。他平时很少住知青屋，也不常回来吃饭，因此在生产队下地劳动的只有我们三人，日子也就这样浑浑噩噩地过着。
说实在的，艰苦的农村生活并不怕，可怕的是精神上的虚。自从欢迎我们的敲锣打鼓声消失之后，我们便很难得到真正的关心和爱护。知青们逐步陷人了无人过问的境地，成了真正的边缘人。如果说下农村第一年还给一点补贴算是关怀的话，那么从第二个年头开始，便一切空空如也，什么也没有了。当初各级政府所作的各种承诺，如同美丽谎言的破灭，让知青们陷人了绝境，往往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只能顺其自然，过一天是一天。
我们没有柴草烧饭，又不愿麻烦生产队，何况生产队也无法解决。好在隔壁是江浦县永宁棉厂，是生产棉花的国营农场，高高的棉花秆堆一望无边。同队的小青年们告诉我们，那玩意可好烧啦，一把就能烧好饭，炒好菜，顺带还能烧开一锅水。听之后，我们四人大喜，决定晚上采取行动。当晚月黑风高，我们四人集体出发，每人从棉花秆垛中抽了一捆，估计也只有十多斤，大摇大摆地回到屋中，由于屋子太小，两捆放在灶边，两捆放在窗下，一个星期要烧的柴草便这样解决了。正在我们暗自高兴之时，随着两束电筒光的照射，我们开了门，只见队长和棉厂的人站在我们的面前，窗下灶旁的棉花秆说明了一切。
队长和棉厂的人没有说话，我们也没有说话，事情就这样过去了。第二天会发生什么呢？第二天，我们三人出工，黄力去卫生站上班，我嘱咐他顺便打听一下昨晚棉花秆的事，他满不在乎地说：“没得事，以后我每天下班扛一捆回来！” 第二天上工后的休息时间，队长把我叫过去，问怎么会想起偷棉厂棉花秆的，我回答他没有烧也不想麻烦生产队，我看出来队长还蛮高兴的。他跟我讲，没得事，以后别那么多人去偷，一个人去就行了。随着新房的落成，我们离棉厂比较远了，就再没有去偷过棉厂的棉花秆，但就是这棉花秆解决了我们很长时间的烧草做饭的问题。黄力也没有忘记兑现诺言，常常下班回来，扛一捆比他人都要大的棉花秆回来。
我们四人在一起生活，也有一些具体的分工。黄力不常在家，也不太会做事，因此没有明确的任务，他有空就随便做做；陈健中负责一些体力活；高齐克负责烧水；我嘛，算是个头，出头露面，对付应酬都由我去。突然有一天，我无意中发现码放在灶台旁高高的一叠《毛泽东选集》怎么矮了下去？当时我们下农村时，每人发了四本，四人就是十六本，整齐地码在灶边墙上的一个放油灯的长方形洞里。我走近一看，少了好几本，再一看，最上面的一本被撕去好多页。我就问高齐克，这是怎么回事？高齐克若无其事地说，没有逗火纸，撕去逗火了。此事我也没有当回事，他们也没当回事，没想到以后这就当回事了。
有一天，陈健中在上工时，和梁家四兄弟中的梁东林发生了争吵，并动手打了他。我意识到可能要出事，因为梁家在生产队有一定的势力，我要陈健中去东林家道歉，陈健中不愿意，我有点火了：“你不去我去！”陈健中无奈，只得随我去了。到了东林家，我们诚恳地道了歉．把正在火头上的东林父亲梁春友的情绪安定下来，一场风波就这样过去了。后来梁春友告诉我，再晚一点到他家的话，就有我们好看的了。身为“文化大革命＂中永宁镇造反派头头的他，什么时候吃过这样的亏。由于我的公正，使得从不正眼看我们的梁春友改变了态度，很短的时间，我在村中农民眼里的威信一天天地增高了。队长陈国门十分欣赏我、喜欢我，有什么东西都叫我去写，全然没有把我当另类去看。
苦难的农村生活磨炼了我，也造就了我，那平日里养成了执拗的从不认输的性格又激励着我，很快我的农活便无不精通。砖瓦厂翻瓦没人有我快，插秧时我开秧门，收割时我开山门，众多的农民都被我扔在后面，他们再也不另眼看我，半年后队里评工分，一致给我十分，我此时已变得比农民还农民了。
当然，我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下巴上那至今仍深陷下去的小洞是在老山上砍柴被毒刺划破留下的；左手小拇指上的刀痕是在收割水稻时被锯镰刮破的，鲜血染红了稻田……然而我们的奉献和努力于大局根本无补，我们依然贫穷，依然要接受“再教育”。
下农村后我很少回南京。一是因为家人已下放，南京只有年迈的婆婆，笃信基督教的老人孤零零在南京，手中再没有那本钟爱的英文版的《圣经》,“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她含着泪叫我们帮她把《圣经》和基督像烧去；二是怕引起心中的酸楚。偶尔的几次回城，你前脚进门，后脚就有那居委会的老太太跟进说是“查户口”，因为我们的名字早已从户口簿中划去，已经不是南京人了，用这些老太太的话讲：“你是黑户，回农村去！＂强行从被窝里拽出，披星戴月赶回农村。那时的我才真正地认识到：知识青年只是一群农村不欢迎、城里不欢迎的人……
秋收时，生产队分给我们一千二百斤山芋，每个人头是三百斤，陈队长好心地叫农民把山芋送到我们知青屋。望着屋内堆得像山一样的山芋，我们四人傻呆呆地站着，真是没也急，有也急，这么多山芋吃到什么时候，我们也没有山芋窖子。十多天下来，这山芋还没烂光。正在我们策手无策的时候，一个“好心”的农民来到我们屋内，对我们说：“你们留两筐山芋自己吃，余下的还算你们一千二百斤，我给你们卖掉，三分钱一斤，到时候钱给你们。”我们听了不由得喜出望外，有吃有用，岂不一举两得。我们爽快地答应下来。
临近睡觉前，那农民鬼影似地闪进我们的屋里，递上三十六元钱，叮嘱我说不要讲是他帮我们卖的，便又鬼影似地消失在山区的夜色里。第二天出工，有人问我们：“山芋卖掉了，卖了多少钱？”
当我们告诉他一千二百斤山芋卖了三十六元钱时，那农民直跺脚大呼：“你们上当了，六分钱一斤应该卖七十二元钱。”我也愣住了，要知道那个年代，三十六元是什么概念，是国家给知青五个月的生活费。可敬而好心的“贫下中农”就这样对我们进行着教育，不声不响骗了我们的钱，还换来我们不迭的感激，真应了我们南京人的一句老话：“把你给卖了，你还帮他数钱。”
不久，永宁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那年的夏天，连日暴雨，滁河的水又涨了，水直涨到和津浦铁路的路轨相平，几乎就要淹没了铁轨，许许多多的农田和房屋都淹没在一片汪洋中，整个江浦县都在抗洪救灾，可就在这样的紧张时刻，永宁公社的党委书记杨夕良出事了。
还记得我们插队江浦的第一天，致欢迎词叫我们吃“忆苦思甜”饼的杨书记吗？那是一个电闪雷鸣、大雨瓢泼的晚上，人们都全身心地扑在抗洪的第一线。一个女知青找到刚从堤上回到宿舍的杨书记，反映自己遇到的一些实际问题，乞求得到解决，杨书记故意拖延谈话的时间，直到很晚很晚。当女知青提出要回家时，屋外的没完没了的大雨继续在下着，杨书记说：“还要去检查汛情，不回来睡。”女知青相信了杨书记的话，留在书记屋里，等第二天上午雨停了再走。杨书记披上雨衣，冒着大雨消失在夜色中。
夜深之时，熟睡中的女知青被一阵阵敲门声惊醒，站在雨中的杨书记说：“我有东西忘了带，回来拿一下。”她打开了门，同时打开了杨书记那凶残、贪婪、好色的心灵之门，一朵鲜花就这样在风雨中，在夜色里被无情地摧残了。那一晚杨书记一直没有再离开。天亮时痛不欲生的女知青又遭到杨书记第二次的摧残，而得到的许诺是，你的问题我一定给解决。她神情黯然地上了永宁到江浦的头班车。
车到了江浦县以后，女知青拿着杨书记给的二十元钱买了一瓶安眠药在江浦汽车站全吃了下去，吃下去之前，留下一封简短的遗书，开头就写：“杨书记，不是人………”昏死过去的女知青被人发现，很快被人送到医院，经抢救醒了过米， 于是昨天黑夜中所发生的一切便昭然于天下。
不久，杨书记便被江浦县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请”了进去。这里我之所以用“请＂，那时因为考虑到杨书记的身份，逮捕他时，静悄悄的，一点狠迹、一点声势都没有，杨书记便消逝在永宁公社人的视线里了。
然而，事情尽管封锁得很严密，终究还是被捅了出来。首先把这件事捅出米的不是别人，正是那几个屈身于杨书记麾下的副书记们，这里不想讨论他们是出于什么目的。
整个永宁公社以至江浦县的知青们愤怒了，下农村半年以来积蓄在心中的不满和仇恨似火山喷发出来。他们以不同的方式，联名上访，或通过一定的关系，将此事捅到了南京市和江苏省的有关部门，诉说着自己的知青姐妹遭凌辱的不幸，也诉说着知青们的人生权利得不到保障……
时隔不久，作恶多端的永宁公社党委书记杨××被当时的江浦县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并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与此判决书同时下达的还有当时江苏省革命委员会就此事发布的红头文件《关于江浦县永宁人民公社原党委书记杨××强奸女知识青年的通报》，该通报下达到江苏省所辖的各市、县、公社、大队……
一九七九年我平反后，返回永宁追讨当年逮捕我时被收去的吉他，当时的公社领导十分识相，二话不说给了我八十元钱，要我重买一把新的。当年的知青屋已经荡然无存，我看见了在永宁街上蹒跚行走，暮年老态的杨书记，看上去像一具僵尸，本想走上去讲上两句，但脚步还是停了下来，一闭眼，又出现了一九六九年夏天那电闪雷鸣，大雨狂泼的夜晚……
一九六九年的春天，我们刚下农村只有短短的几个月。就在这样的时刻，我所在的永宁公社东葛大队却发生了，一件离奇的大案，后来该案被有关部门定性为“政治案件”,我们知青则私下称之为“东葛事件”。
整个事件的经过其实很简单，东葛大队沿津浦线的儿个生产队精心设置的“忠字台”上的领袖石膏像一夜之间全部消失，这在那个狂热的时代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很快就被立案，但却迟迟没有破案。随着时间的推移，该案也就不了了之，成了一件历史悬案。
实际上制造这惊天大案的恰恰是我们几个知青，其中就有我。其实这事的发生纯属偶然，事前也没有精心策划和准备，更谈不上有什么政治目的，所有的出发点就是省几个钱搞到领袖的石膏像，完成生产队布置的在家中搞“忠字台”的任务。
那是因为，一九六九年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公社和大队要求每家每户、每村每队都要设置“忠字台”，里面要有领袖的像，塑料的、石膏的、白瓷的，占地也就一两个平方米左右。任务既然下达了，在那个时代，谁也不敢怠慢，唯恐“大不敬”而招来横祸。一时间，领袖石膏像脱货，我们实在不想花钱去买，再说也很难买到，行动远远落后于当地的农民。陈队长挨门挨户地检查，当查到我们“知青屋”时说：“为什么还不买领袖石膏像？”我们则回答：“没钱，就是有钱也买不到。”“那我放你们一天的假，回南京去买，工分照算，路费生产队贴，行了吧？”队长说。我们答应了，可谁也不想回南京，实在有点劳民伤财。我说：“过几天，我回南京去买。”
初春的晚上，寒意阵阵，那一天，我们几个五中的同学到东葛大队去玩，那里也有五中插队的同学。当天晚上，我们吃了一点当地的土产山芋干酒，酒十分烈，趁着夜色，趁着酒性，我们摇摇晃晃地回去了。
走过东葛大队辖区的各个生产队时，一个一个精心布置的“忠字台”吸引着我们，尤其那一座座大号的领袖石膏像，似乎在夜色中向我们招手。此时，不知是哪一个同学说：“请一座领袖像回去，放在知青屋里，省得花钱去买。”没有人表示反对，于是我们经过一村偷一个，经过二村偷一双，每个人手中都拿着领袖像，五个人共拿了十个领袖像。当时我们并没有感到有什么不妥的地方，只当是省钱，只当是好玩，心想，放在哪里还不是一样。此时大家的酒性正浓，被山芋干酒的后劲烧得晕晕昏昏的了。
大家回到各自的生产队，放置好领袖的石膏像便沉沉地睡去了，权当没有这事的发生，我也把这石膏像放在吃饭的桌子上，很快进人梦乡。偷领袖像没给我带来什么后果，可就是这尊领袖像的存在给我后来带来天大的灾难，这是后话。
第二天，同屋的黄力、高齐克问我石膏像在什么地方买的，我胡扯了一个地方搪塞过去，没有告诉他们是偷的。队长为此还表扬了我们知青户，说我们行动快，还一个劲地要我们报销路费。“忠不忠，看行动”，那是“九大”召开前的口号，我们行动快，当然也就“忠”了。会后，生产队的农民还叫我下次给他们买，我有点哭笑不得，“不敢买，万一打碎怎么办？”“就是这座像，我还是十分小心带回来的呢。”
那几个同学偷回去的领袖像太多了，用不了，也就陆陆续续地送给其他的知青户，知青的屋里很快都有了领袖的石膏像，也都相安无事。
不久，公社召开农村三级干部会议，杨书记在会上提出这一“案件”，要求大家去排查，队长回来传达了这一指示。事后我们几个当事人才感到这事做得太荒唐，也才感到后怕。大家发誓：不管任何时候都不能讲出去，不能做叛徒。
这事不久就过去了。到什么地方去查？那千篇一律、千人一像的石膏像多得不计其数，你又敢怀疑哪一尊是偷的呢？卖石膏像的店面也多得不计其数，你又能记得是什么人在这里买的呢？更重要的是调查的人无法开口，说什么呢？
“你这石膏像是偷的？”少不了一顿臭骂。
石膏像放在堂屋吃饭的桌子上，灶台就在屋子的右下角，久而久之，烟熏火燎，也灰土不断，石膏像也就灰蒙蒙的，不那么光洁了。而且，放在桌上也不安全，万一不小心碰碎了，怎么办呢？有一天我用湿布轻轻擦去上面的灰尘和油烟，漫不经心地讲：“老人家，请您换个地方。过去灶王爷大，今天是您大。”说完我就把领袖的塑像放在灶台上，我这个人平时就不严肃，喜欢开玩笑，这是我的坏毛病。放在灶台上的领袖塑像，很安全，也碰不到，讲这话时，同屋的知青都在，还有几个串门的农民在场，当时谁也没有什么见外的表现，事情也就过去了。没想到后来我被逮捕后，提审时，一句喝问，真叫我在大冬天时惊得汗水浸湿了全身，这又是后话了。
不知不觉，我在孤寂和无聊中已在农村生活了半年，转眼麦收的季节到了。在这半年的时间里，原先那些美好的愿望和幻想都被眼前所遇到的严峻的现实击得粉碎，“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我开始逐渐认识到，我们充其量不过是一个出卖体力的劳动者。从出生到现在，我们根本无法选择历史，无法选择人生，一切都早给你安排好了，何况我的出身就不好，早就给划到“另册”，被推到人为的“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那一群中。历史注定了我的出路，哪怕你再有知识，再有文化一﹣况且那个时代知识越多越反动。
我插队的农村永宁镇，交通极为方便，因此许许多多的知青只要到镇上来，也顺便会到我这里来坐一坐、叙一叙。一段时期下来，我看见了农村的严酷现实，而这现实又教育了我，促使我在一定的时候站出来，这样的时刻必须有人站出来，如果不是我站出来，也一定有人站出来，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生存下去的良心就在于此。
当我看到知青们在一起的亲切和友善，我才发现无论你是“红五类”还是“黑九类”，无论你是“老狗崽子”还是“小狗崽子”，都彼此走在了一起，一样地被抛弃于农村，一样地远离故乡和亲人，一样地在为生计而苦苦煎熬，一样地怀春而不知春在何处……一样地为荒谬付出真诚、为愚昧作出牺牲——我们已经习惯了挫折而变得麻木。
纵观当代历史，没有一个时代有如此众多的青年，集中地投入到劳动改造之中……
半年来，知青在农村所遭遇到的种种不幸通过不同的途径反映出来，引起了江浦县领导的稍稍重视。当时下放到江浦县的原五中校革委会副主任唐义龙同学出于责任和使命，集合了一些同学到江浦县的各个公社去调查访问，尤其是看一下我们五中下去的同学，我当时是其中一员。正是因为参加了这次调查访问活动，决定了我命运的大劫。
一路上，无数知青的惨境使我目不忍睹，尤其是一些低年级的同学，那都是一九五二年、一九五三年出生的同学，那时只有十五六岁，用当时一位农村大妈的话来讲：“造孽啊，这孩子身子骨还没有长全，就到农村来吃苦，他娘老子怎么舍得呢？”黑漆漆的草屋里几个满脸稚气的孩子蜷缩在一床黑得发亮的被子里，头发长而乱。那已是中午，他们早饭还没吃，我走过去掀开他的锅，锅里只剩下已经焦黑的锅巴，那灶边一碗菜，映人我的眼帘，我直感到心中发憷：那是我们南京特有的“大萝卜响”，那个时代，大家都很困难，常常依靠这种小菜佐以下饭，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小菜啊，一个萝卜，切成了三到四瓣，洒上重盐放进缸里进行腌制，经过一段时候，盐已经吃进萝ト中，拿出放在阳光下晒干，晒干后你会发现那萝ト干上闪烁着亮晶晶的盐花，这就是南京人所称的“大萝卜响”。凡是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南京人，是没有人不知道的，而且都和它之间有着特殊的感情和回忆。此时在我的眼里又看见它，我更多看到的是我们知青在农村的处境。此时，我的心仿佛被一只粗糙的大手反复揉搓，直感到钻心的疼痛。
也就是在那天，一九六九年五月的一天，我们来到了江浦县汤泉公社原五中初三同学任必英所在的小村庄，见到的是同样的惨境，同时也见到了我们五中一九六四年到新疆插队的高世隆带回来的《塔里木——我的第二故乡》的歌曲。《塔里木——我的第二故乡》，我记得当时只有一段，歌词大概是这样的：蓝蓝的天上，白云在飞翔，美丽的塔里木河两岸是可爱的丰收农场，我的家乡。清清的河水映照着灿烂的霞光，绿色的林带环绕着我的家乡。“独在异乡为异客”的共同遭遇深深地触动了我，唱着唱着我不由动情了，低沉、缓慢、思念家乡的曲调也感染了当时在场的每一个同学。也不知在场的哪一位同学讲：“工人有工人的歌，农民有农民的歌，我们知识青年为什么不能有一首自己的歌呢？”由于原歌词太短、只有一段，唐义龙同学便讲：“任毅，你就去写一下。”我接受了。自此以后我也没有再见到唐义龙同学，等再度重逢时，已经是近三十年后的事了。可敬的唐义龙同学无论在我逮捕后还是在我艰难的平反过程中，都义无反顾地承担了责任，对我的平反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至今我都深深地感激他，愿他“好人一生平安”。
五月的江浦农村，正好是麦收的大忙季节，我们知青第一次参加这超体力的沉重的农活，“跟着太阳起，伴着月亮归”，歌词中的这两句话正是我们当时实际生活的写照。夜已经很深了，同伴们劳累了一天深沉地睡去了，一种百无聊赖的空虚袭向我的心头，苦闷和哀愁化作极具诱惑的煽动，我直感到胸中热血沸腾，根本无法控制内心的冲动，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在那忽隐忽现、忽明忽暗的灯光下，我的灵魂开始升华。我很快地修改了第一段歌词。一气呵成又写好了第二段、第三段歌词，并把曲调重新整理，修改直到符合“缓慢、低沉、思念家乡”要求，整个歌曲写好后，我竟被它深深地感动了。
歌曲共分四段，第一段和第四段相同。
第一段：蓝蓝的天上，白云在飞翔，美丽的扬子江畔是可爱的南京古城，我的家乡。啊……长虹般的大桥直插云霄，横跨长江，威武的钟山虎踞在我的家乡。
第二段：告别了妈妈，再见了家乡，金色的学生时代已载入了青春的史册，一去不复返。啊……未来的道路多么艰难，多么漫长，生活的脚步深浅在偏僻的异乡。
第三段：跟着太阳起，伴着月亮归，沉重的修地球是光荣而神圣的天职，我的命运，啊……用我们的双手绣红地球，赤遍宇宙，憧憬的明天相信吧，一定会到来。
第四段：蓝蓝的天上，白云在飞翔，美丽的扬子江畔是可爱的南京古城，我的家乡。啊……长虹般的大桥直插云霄，横跨长江，威武的钟山虎踞在我的家乡。
我当时的创作意图显然是这样的，第一段借景抒情，对突然间的家乡转变成故乡、他乡转变成家乡，感到十分不适应，于是通过对美丽故乡南京的描写引起知青们对生他养他伴他成长的故乡有着一种割舍不断的思念，而这种思念会随着时间的久远而愈加浓厚，都改变不了“我是南京人”的观念。在这一段里，我用了“美丽的扬子江”“威武的钟山”“长虹般的大桥”这些南京人引以为豪的标志，从而加重了对故乡的怀念的更深层次的依恋性，应该讲很美、很贴切地迎合了知青们思乡的游子之情，因为真实，所以才吸引人，这是这一段的核心。
第二段是写实，通过写实达到更进一步的思乡。这一段的用词值得推敲。各人有各人的理解，所谓“仁者见人，智者见智”。“告别了妈妈，再见了家乡”这是当时每一个知青的遭遇。“金色的学生时代已载人青春的史册，一去不复返。”我所要说的是，学生时代是每一个经过的人十分怀念和向往的年龄段，然而我们却在学生时代失去了一切，被强制地推向社会，因此对学生时代的怀念和向往就更加深切，那种金色年华的记忆只能在每一个知青的心中永存。对于过早地结束学生时代、过早地逝去青春、过早地投入社会并参加本不应该的体力劳动，表示出一种无可奈何、无可挽回的哀叹。艰难漫长的未来生活道路是每一个知青面临的而必须经过和体会的，体会的程度不同，势必影响到他的情绪，而情绪的好坏又将影响到他的行动，在这里代用了“生活的脚步，深浅在偏僻的异乡”这句较为形象、较为深奥的词句，同时这句话也成为给我后来的命运带来巨大后果的关键词之一。因为我的描写不雷同于当时的各种描叙，所以才被知青们接受，这是这一段的核心。
第三段还是写实。“跟着太阳起，伴着月亮归”是那时参加麦收的每一个知青所身临的实际情景，是有生以来所经历的第一次超体力的劳作，那是刻骨铭心，永远难忘的。对于插队务农，当时的知青对此形象地形容为“修地球”，修地球肯定是不会是轻松快乐、令人向往的，而是十分艰苦的，因此我用了“沉重的修地球”。所谓“天职”是一种上天赐予的不可推卸的责任，过去老讲“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军人尚能如此，我们知青为何不能？“用我们的双手绣红地球，赤遍宇宙，相信吧，憧憬的明天，一定会到来”这是最后一段，也是后来最要我命的一段，我那时的真实情感是一种面对现状无可奈何、无从适事的表达：慢慢地干吧，美好的明天一定会到来。这里我用了“绣”而不是“修”，意思十分明白，“绣”是一个很慢的事，慢慢干吧，慢慢等吧，等到哪一天是哪一天，急不得的，那时我一开始不是用的“憧憬的明天”，而是“共产主义”,后来考虑到歌词岂不成了标语口号，太没有诗情画意了，于是改的。那始作俑者就是我。因为形象生动，所以才有那么多知青认同，这是这一段的核心。
第四段重复第一段，作用是首尾的呼应，更加深了知青们对故乡的思念和同往，从而进一步表达对整个歌曲的忧郁、伤感和无可奈何的意境。整个歌词共计二百四十个字，用后来我被判刑投入劳动后的一个管教干部的计算：“你的一个字坐十四天的牢。”当然这也是后话了。
当时这首歌叫做《可爱的家乡》，又叫《我和家乡》，还被叫做《南京知识青年之歌》，简称《知青之歌》。而我当时写的是“我的家乡”对于“知青之歌”的提法并没有异议，反而是认同的。
歌曲写好后，我试唱了一下，感觉还挺不错的，于是我署名为“南京五中集体词曲”。这当中的原委是：我不想贪天之功据为己有，只感到抒发了知青们的真情实感，说出了知青们心中想说的话。我知道，一个没有身临过知青的处境，二个没有在农村滚过、爬过、哭过、笑过的人，是永远不会体验到我们知青的情感，这就是历史，这就是文化。
于是，一支歌，一支当时叫作《我的家乡》，后来叫作《知青之歌》的歌曲，在偏僻的江浦小山村，在低矮的茅草屋里，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出世了。
天边渐渐地放出曙光，我揉了揉惺忪的眼睛，睡去了。睡得很沉、很香，直到太阳高挂的中午。对于以后将会发生什么，竟全然没有考虑，只是一种心灵的解脱。
我插队的永宁公社红旗八队，位于永宁镇上，同时又是公社的社部所在地以及永宁公社最大的集镇，交通便利，是南来北往的集散地。永宁公社各个大队的知青们回城返乡或购买日常用品时都会经过这里，每天在镇上都可以碰到南京的知青们。我们新盖好的知青小屋就在镇上通往棉场的公路旁，因此就成了众多知青的光顾地，歇歇脚、喝口水、吹吹牛、发发牢骚，而《知青之歌》就在这小屋里开始被人们认识。知青们见到了这首歌，喜悦和兴奋，溢于言表。很快，会唱这支歌的知青，一传十，十传百，如几何级数般地增长，其传播速度之快，传播地域之广，是我当时根本无法预料的。
就这样，《知青之歌》穿越了时间和空间，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在那个闭寒的时代广泛流传，成了那个时代知青在苦闷和孤独中聊以安慰和抚慰灵魂的良药，激起了知青心中的温情和人性。
几乎没有一个知青记下歌谱记下歌词，我也没有将歌曲的词曲抄录给任何一个知青，每一个会唱的知青完全是凭着记忆、凭着喜爱很快地学会了《知青之歌》。因为这是他们自己的歌，是他们心灵的歌，是他们在那个年代一辈子终生难忘的歌。如今这支歌的原稿依然保存在南京市建邺区人民法院当初审问我而留下的三大本厚厚的卷宗中，也就是二00八年十一月十五日在《南京改革开放三十年成就展》中展出的那三大本卷宗中。
麦收终于接近尾声，一段有生以来艰难的生活即将过去，麦场上的夜晚静寂无声。队长安排我看麦场，许许多多本公社的知青来到我们的生产队，我们坐在堆满麦子的院场内，周围是高高的麦垛，凄白的月光映照大地，也映照在我们的身上。我弹起了吉他，如泣如诉的《知青之歌》在夜色中唱起，委婉动情的歌声诉说着我们的不公的遭遇和心中的无奈，很快变成了大合唱，一曲唱罢，所有唱的人都已泪水滚滚，几个女知青竟然放声大哭……
在百花凋零、万马齐暗八亿人民八个戏的非正常年代里，一支歌，一支另类的《知青之歌》，就这样开始了她那席卷全国的传播，成了共和国历史上没有经过报刊发表、没有经过电台广播而传播最广的一支歌。就是在这样的时候，我心中还是没有一点点的担心。
江苏省江浦县与安徽省的来安县、和县接壤，一座小小的“苏皖桥”架在乌江上，把江苏和安徽连接起来，你站在桥上，一脚踏在江苏，另一脚却在安徽了，心情好不自在。乌江很有名气，传说中的西楚霸王项羽别虞姬自刎正在此处。乌江畔的霸王府、虞姬庙、虞姬墓的香火已延续了两千多年。可惜这一切都在“文革”中被砸毁，成了废墟一片，来此凭吊的人看到的只是半埋在土地里的石狮于以及项羽宝驹长嘶奋起砸下去的马蹄印。
一九六九年的下半年，长江中下游一带，雨水特别大，滁河又泛滥了。那时，许许多多的知青开始回城，好让被大雨扰乱的烦躁心情平静一下，我也是其中一个。回城后，从报上不断地看到抗洪防汛的报道，我们几个知青开始不安起来，一是认为久在城里也十分无聊，二是对水位不停地上涨普遍有一种好奇和好玩的心态，想领略一下大水的感觉。于是我们决定乘船到安徽的乌江，然后从那里再回到我们所在的永宁、大桥和汤泉公社。
一路上，江水汹涌澎湃，小船悠哉悠哉，苏皖两省的风景尽收眼底，瞬间拂去返城以后心中的烦闷和不快。回南京的短暂几天，不经意间听到《知青之歌》的信息：学校的学生在唱，工厂的工人在唱，军队的营房里军人在唱，就连我的妹妹也在唱，而且唱的一字不差。当我问她这是什么歌时，妹妹奚落了我一番：“连这个歌都不会唱，亏你还是知青呢？”她哪里会想到，创作这支歌的正是她的哥哥！我没有告诉她，也不想告诉她。
两个月的时间，仅仅才过了两个月，《知青之歌》就像长了翅膀一样，飞向黄浦江畔，飞向西双版纳，飞向新疆，飞向北大荒……飞向大江南北，飞向任何一个有知青的地方，这是我当初万万想不到的结果。就在这时，我开始担心了，心里感到紧张，那几天在南京过得也不是滋味。我也回了家中一趟，校广播站的新同学十分热情地欢迎我到来，一句话：“你写的《知青之歌》真好听！”把我吓了一跳，我问她：“你怎么知道是我写的？”“五中哪个人不知道是你写的！”
我一下子无语了，陷人了无尽的沉思。
小船鸣着汽笛，继续向前开着，江水有节奏地拍打着船舷，空气中弥漫着一阵阵的柴油气味，呛得喉咙十分难受。突然间，“蓝蓝的天上，白云在飞翔，美丽的扬子江畔是可爱的南京古城，我的家乡………”《知青之歌》在船上响起，我探过头看了过去，那不是我们五中的同学，但，是我们南京的知青，我好生奇怪的是，他们唱得却依然很准，依然是一字不差。
我不禁迈开脚步走上前，回城后的情景催促我上去询问：“喂，同学，你刚才唱的是什么歌？”
“你是不是知青？”一女生诧异地抬起头来。“我当然是知青了。”我回答。
“是知青，怎么会不知道《知青之歌》?”
“我们村庄太闭塞，听不到外面的声音。”
“噢，原来如此，你真快成‘二哥’了！”说完几个女知青一阵大笑。那时工人是“老大哥”，农民也就成了“二哥”了。
“未来的道路多么艰难、多么漫长，生活的脚步深陷在偏僻的异乡”，随着歌声的响起，我突然愣住了，感到不对，歌词变样了。
随即我又走上去，装作一份很谦恭的样子，恳求她们再唱一遍，说我要记下来。于是她们又声情并茂地唱了一遍，还是“深陷在偏僻的异乡”。而我当时写的歌词却是“深浅在偏僻的异乡”，一字之差，意思完全不对了。知青下放，深陷农村，这不就是明目张胆地呼喊反动口号吗？我感到问题的严重，严肃的问题和责任感促使我走上前去。几个女知青奇怪地看着我，显然对我的几次打扰显得有点不耐烦。
于是我卸下伪装，“对不起，我是五中的学生，我认识《知青之歌》的作者，好像歌词中不是生活的脚步深陷在偏僻的异乡，而是深浅在偏僻的异乡，怎么传到你们这里变样了呢？”我很和善地说。
“我们也不知道，歌曲传到我们这里就是这样，也没有歌词，我们也是记下来的。什么深浅，什么深陷，深浅还没有深陷好，我们插队难道不是深陷农村吗？”
没有想到，我本想解释却被她们问住了。“我知道作者‘深浅’两字的含义。”我说。
“那你就讲讲给我们听。”女知青们说着，态度显得十分耐心。
于是在南京到乌江的船上，我给“深浅”加了形象的注释：“知识青年从根本上讲是属于小资产阶级的范畴，因此就注定了他们革命的不彻底性和狂热性。顺利时，他们会以为一切都是那么美好；挫折时，又会感到一切是那么悲观和毫无希望，因此他们的革命脚步一会儿深，一会儿浅。在革命的大路上，坚定的脚步，深深的脚印，一会儿左，一会儿右，一会儿深，一会儿浅，但始终走在革命的路线上。”我这样随意讲完了，她们瞪大眼睛看着我，点点头，感到解释还蛮有意思的。
“告诉你们的同学，把这个词改过来，我代表五中，代表作者感谢你们！”“好的，好的，我们听你的，但感觉还是深陷好。”
我还能说什么呢？我已经无话可说，这一次是我亲耳听到的，可以解释一下，我没有听到的各种版本的《知青之歌》还不知有多少被改动的地方，我能管得过来吗，我对自己说。但我的内心却感到一阵又一阵的紧张，也许危险正一步又一步地向我靠近。
同样是在南京到乌江的船上，我的同学许凯华等，唱起了《知青之歌》，却引来知青们的围观，唱了一遍又一遍。他们把头上戴的草帽放在甲板上，要求知青们给一根香烟，一曲唱罢，草帽里放满了一根根的香烟。
《知青之歌》深受广大知青们的热爱，已经深深地扎根在他们的心中。在那个年代，在八亿人同唱一支歌、同跳一种舞、只有几个样板戏的情况下，如果一千七百万知青有了一支属于自己的歌，会是一种什么境况？那就是凭着这首歌，在凡是有知青的地方，你就可以找到朋友、找到吃、找到住，因此，很多知青曾亲切地把《知青之歌》称作“知青的国际歌”。
小船的汽笛，又“鸣鸣”地响起，我们的目的地乌江到了，我迈过“苏皖桥”来到霸王别姬自刎时马蹄踏出的脚印和废墟前，目送着几个女知青渐渐远去的背影，双脚踩在那巨大的脚印里，却真真切切地感到有一双无形的大手正用力把我朝下拉，直到我整个人陷下去……此刻，我感到害怕，感到茫然不知所措。
如果说南京到乌江之行，被改掉的歌词已经令我担心和不安的话，那么一个星期后发生的事情更叫我胆战和心寒。
一切如预料的那样，愈是担心就愈担心。一场罕见的山洪终于爆发了，江浦县圩区的农舍和用地皆浸没在水里，贯穿南北的津浦线上的晓桥段也给洪水冲垮。知青们和农民一起奋战在抗洪第一线的堤坝上，已经快一个星期没有回“知青屋”了。等到洪水稍稍退却以后，我拖着那疲惫的身子回到那屋外大雨、屋里小雨的房中，正想收拾一下好好休息，隔壁小耿送来一封信，说已经来了好几天了。我接过信一看，那是五中高三丙班的郑剑峰的来信，郑剑峰是我的好朋友，他因身体不好没下农村。平日里我们感情很深，我下农村时的半导体收音机就是他组装送给我的，收听“莫斯科广播电台”和“美国之音”效果极佳。我急切地撕开信，一看，人像挨了一棍，顿时闷了，一下子坐在床边，痴痴地呆住了。
郑剑峰在信中告诉我，《知青之歌》已在当时我们称之为苏联修正主义的“莫斯科广播电台”广播了，被改为男声小合唱，歌名也被改为《中国知识青年之歌》……郑剑峰在信中让我注意点，并告诉我电台播出的时间，嘱我留意听一下，并把这封信立即烧掉。平日里我都有保留信件的习惯，唯独这一次，没有保留，冥冥中我已感到灾难的来临。
二000年，中央电视台大型电视系列片《百年中国》对当时这一情况是这样表述的：一九六九年八月，苏联莫斯科广播电台的华语广播频繁地播送了一首被称为《中国知青之歌》的华语歌曲。歌中饱含了知青们对家乡、对亲人的思念，对过早地结束学生时代、过早地参加体力劳动表示深深的哀叹。不久，这首歌因情调灰暗、低落遭到激烈的批判……
二00六年，《南京晨报》编写《南京往事五十年》一书中对这件事是这样描写的：这年（一九六九年）八月，苏联莫斯科电台的华语广播播放了这首歌，他们称之为《中国知识青年之歌》，当时正值中苏两国因边境争端和意识形态分歧而处于严重对立的非常时期，莫斯科广播电台频繁播送这支歌无异于将任毅推入绝境……
收到郑剑峰的来信后，我感到精神全垮了，已经没有任何心思了，脑乱成一团糟，热血上涌，仿佛要爆炸一样，我怎么也不会想到，一晚上的冲动会造成加此巨大的后果，看来我的命运将要毁在我这莫名其妙的歌曲中了。
当天下午，我没有去堤坝上抗洪，一个人关上门静静地坐在那里，屋外的大雨还在肆虐地下看。我焦虑地等待着，四点钟一到，我打开半导体收音机，尽量把音量调到最小，搜索莫斯科广播电台……此时我的心脏仿佛要跳出胸膛，拨收音机旋钮的手一直在抖着，莫名的大汗浸湿了我的全身……忽然，“莫斯科广播电台，莫斯科广播电台，中国的知青朋友们，下面请听《中国知识青年之歌》……”随着悦耳悠扬的音乐声响起，我几乎不敢相信我的耳朵，那经过配器增加了和声的男声小合唱，把这支歌演绎得十分完美、十分动听。我学过六年俄语，很欣赏苏联歌曲，尤其欣赏其中的男声小合唱，此刻我感到，这支歌竟比我听过的所有苏联歌曲还要好听。
歌曲唱罢，余音还在耳边不停地缭绕，然而头脑里突发出来的各种想法搅和在一起，乱得令人心烦。此刻我真正意识到问题的严重，眼泪不禁掉了下来。我很少掉眼泪，就是在后来被逮捕、提审、判刑时我都不曾掉泪，这一次不知是怎么了。
“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美国帝国主义、苏联修正主义是我们的两大敌人，而且是不共戴天、誓不两立的死敌。既然敌人支持了，播送这支歌，我们当然就要反对了。我突然感到我的小命已经系到一根十分脆弱的丝线上，不知哪一天丝线就会断了……
那时候，许许多多听过莫斯科广播电台播放这支歌的知青朋友都对我表示了极大的关心，也不时透露对我的担心，《知青之歌》还在不可思议地流传，而且更加盛行了。是否印证了这样一个道理：愈是被禁止的东西，它的生命力就愈强，影响力也就愈长久，一方面是人民的好奇心，另一方面却是这事物本身的魅力所在？我不得而知。
我看到过无数的知青们记录的《知青之歌》手稿，内容大同小异，有很多是知青们根据内心的需要，增加了“姑娘”“感情”之类的段落，也不落俗套，只是我感到事态越来越严重了。
（连载继续 敬请期待 ）
任毅，男，1948年生，1966年毕业于南京五中。从小兴趣广泛，爱好艺术。1968年12月，他作为知识青年响应党的号召插队落户到江浦县永宁公社红旗大队。《知青之歌》作者。
文章来源：公众号"苏州知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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